前5世纪的雅典

雅典的城市在公元前5世纪拥有的人口大约为30万。我们可以假定，这个数目中，大约10万人是奴隶。如果我们进一步减去妇女和儿童，剩下的大约4万名自由民身份的雅典男人。

雅典有三个群体：奴隶，雅典人，生活在雅典的外邦人。雅典公民身份是世袭的，移居雅典的外邦人并不自动地成为雅典公民，即使他们（或他们的父母）是生在雅典的。雅典妇女像奴隶和移民一样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希尔贝克《西方哲学史》pp2）

一般而言，只有父母双方均是雅典人，其儿子成人（18岁）后才可获得公民权。母亲是外国人而获得雅典公民资格的例子也有，如地米斯托克利（524-459BC），他的母亲就是外邦人。正如其母亲的墓志铭所言：

我名阿布罗托农，乃色雷斯地方一妇人，但我养育了希腊人的伟大的明星——那就是众所咸知的地米斯托克利。

出于吸引外邦工匠和商人的需要，在索伦时代，雅典公民权曾一度对新移入的外邦人开放。到了伯里克利的时代（445BC），严格了公民权的授予，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才有成年后获得雅典公民权的资格。（参考：顾准《希腊城邦制度》pp171）以至当伯里克利的儿子在大瘟疫中去世后，伯里克利只好向议会请求他和他的米利都妻子所生的儿子成为雅典公民。

在 战争时期，雅典公民都有义务从军，穷人无力置办装备就去三桨座战舰上当桨手，比较有钱的人则去当重装步兵、骑兵。雅典是海上霸权，在希波战争前期，根据地 米斯托克利的建议，雅典装备了200艘三桨座战舰。按每艘战舰需要桨手170人计算，200艘战舰共需桨手34000人。这意味着雅典的贫民阶层构成了雅 典民主制的中坚。

在民主制和寡头制的斗争中，贫民出身的桨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萨摩斯（雅典的主要海军基地），巴拉洛斯号战舰（充当传令舰的王牌战舰）上的水手们支持萨摩 斯民主党人取得了胜利。当在萨摩斯的希腊海军知道雅典已处在寡头派（“四百人”）统治之下时，立刻举行会议支持民主制度，在会议上把那些他们怀疑的将军们 和舰长们都撤了职，而选择新的舰长们和将军们以代替他们。他们宣称不要因为雅典背叛了他们而感到失望，因为这是少数人背叛多数人，他们依靠他们的舰队很容 易剥夺雅典的海上控制权。

萨摩斯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获得了雅典公民权。